2019年1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舉辦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9》發布會在北京舉行。
（一）數字技能成為基本就業技能
知識和信息是數字經濟的關鍵生產要素，信息技術是數字經濟的基礎技術支撐。因此，在數字經濟條件下，數字技能成為與聽、說、讀、寫同等重要的基本能力，掌握必要的信息技術，能夠對電子文檔、電子表格、數據庫、多媒體等數字信息進行制作、儲存和管理，并能夠運用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技術解決工作中的相關問題已經成為一名合格勞動者的必備素養。歐盟委員會（2011）曾對數字技能做過概念性闡述，指個人能夠熟練地掌握信息通信技術的基本技能，用以搜索、存儲、生產和交換信息，自信地使用信息技術進行各種活動，包括工作、生活、休閑、學習，并且能夠通過互聯網參與這些交流協作。在農業領域，以物聯網、虛擬農業等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正廣泛滲透于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等各個環節，農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需要能夠熟練使用數字化農業管理系統的新型農民；在制造業領域，工人操作設備時不再需要熟讀設備操作教程（機器會自動顯示操作步驟），制造業的智能化數字化轉型需要的是有能力使用新的數字化軟件或系統，能夠同時照看多種智能化機器和流水線的新型工人；在服務業領域，服務業的數字化需要有能力綜合使用多媒體、互聯網、網絡平臺等多種工具為消費者提供相關數字服務。
2017年，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發布的《數字化和美國勞動人口》報告顯示，2002~2016年間，美國需要大量數字知識的工作占比迅速上升，需要高數字技能水平的工作占比從2002年的4.8%升到2016年的23%；而在同一時間段，需要中等數字技能水平的工作占比從39.5%升到47.5%；不太需要數字技能的工作占比則從55.7%下降到29.5%。2017年，歐洲職業培訓發展中心進行的“歐洲技能與就業（European Skills and Jobs）”調查顯示，有71%的歐盟員工需要掌握某個基礎水平（如初級或中級）的數字技能才能完成他們的工作，其中52%的員工表示需要達到中級ICT技能水平才能完成工作任務，19%的員工表示只需要達到初級ICT水平即可，此外有14%的員工表示需要達到高級ICT水平，有14%的員工表示在工作中不需要掌握任何ICT技能。
然而從全球范圍來看，勞動者的數字技能普遍不足，個人、產業、區域之間的數字技能差異也擴大了勞動者的收入差距，帶來了巨大的數字鴻溝。2017年歐盟的“數字計分板”調查顯示，雖然大多數歐洲人已經生活在數字化環境中，但大部分人卻缺乏必要的數字技術能力。其中的11個成員單位，有超過50%的國民缺少足夠的數字技能，某些國家的比例高達80%以上。近年來我國技術人才數量增長緩慢，長三角16個城市的120萬家企業中，對技師與高級技師的需求缺口高達68%；江蘇的高級技術人才比例只有8%，雖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的40%相差甚遠。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聯合發布的《中國勞動力市場技能缺口研究》顯示，2016年我國普通技能勞動者約占全國就業人數總量的19%，具有數字技能等高技能的人才僅占5%。2017年清華大學發布的《中國經濟的數字化轉型：人才與就業》報告顯示，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面臨人才短缺的挑戰，我國46.6%的數字技能人才來自ICT基礎產業，20.9%的數字技能人才來自制造業，金融、消費品、醫藥、企業服務、娛樂、教育等行業的數字技能人才占比則均在10%以下，說明我國數字技能人才分布十分不均衡。
（二）就業方式越來越彈性化
數字化技術使得個體和企業只需要寬帶連接就可以在在線平臺上交易商品和服務，在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的邊界變得模糊化，企業組織的平臺化成為數字經濟的典型特征之一。2013年哈佛大學托馬斯?艾斯曼的研究表明，全球最大的100家企業中有60家的主要收入來自平臺模式。2015年互聯網女皇瑪麗?米克爾發布的《2015年全球互聯網趨勢報告》顯示，2015年全球前15大互聯網公司都是平臺模式。2016年全球企業中心（CGE）發布的《平臺公司的崛起：一項全球調查》顯示，截至2015年末，全球以平臺模式運作的市值為10億美元及以上的公司已達176家，總市值超過4.3萬億美元，直接和間接雇傭的員工達數百萬人，其中中國平臺型企業共有64家，位居全球第一。2018年科技部發布的《2017中國獨角獸企業發展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獨角獸企業榜中，估值位于前10名的企業（螞蟻金服、滴滴出行、小米、阿里云、美團點評、寧德時代、今日頭條、菜鳥網絡、陸金所、借貸寶）中有9家是采用平臺模式運營。
#p#分頁標題#e#企業組織的平臺化打破了傳統的穩定捆綁式的雇傭關系，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工作內容、雇傭期限等更加彈性化，人力資源市場的供求關系更加富有彈性，擇業和創業更加自主靈活。數字化使勞動者可以跨越時空限制，遠距離獲得工作機會，就業創業邊界逐漸被消弭，形成了基于平臺的就業和創業的新途徑。大量個體和創業團隊能夠借助平臺模式以較低的成本跨越門檻，借“平臺”出海，完成“‘按需聚散’的契約履行與價值實現行為”。比如，個體或組織在眾包平臺上可以異地接單甚至全球接單；企業可以通過互聯網平臺在全球招攬人才，但這些人才依托網絡平臺，依舊在本地辦公，可以兼職也可以全職。平臺化也會催生產業鏈上下游的內部就業和創業機會，比如網絡運維、在線營銷、地面推廣、快遞物流、第三方支付等。從勞動者人口特征來看，平臺模式具有極大的包容性，為已婚女性、流動人口等就業困難群體也提供了公平、靈活、獲得更高收入的就業機會，拓寬了勞動力市場半徑，降低了失業概率，穩定了社會基礎。
2016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布的《獨立工作：選擇、必要性和零工經濟》中指出，歐美地區有高達1.62億人（占總工齡人口的20%~30%）或多或少從事某種形式的獨立工作。2017年滴滴發布的《2017年滴滴出行平臺就業研究報告》顯示，在滴滴平臺上82%的勞動者是25~44歲的青壯年，已婚勞動者接近90%，有子女群體占80%以上。阿里研究院在2017年發布的《數字經濟2.0報告》預測，在未來的20年之內，8小時工作制將會被打破，4億勞動力（相當于中國總勞動力的50%）將通過網絡自我雇傭和自由就業。世界經濟論壇在2018年發布的《未來就業2018》中預測，未來工作的內容、地點和形式將會產生巨大改變，穩定的全職工作機會將越來越少，公司更傾向于選擇臨時工、自由職業者或專業承包商，而其他的大部分工作則可以自動完成。
（三）就業機會發生巨大變化
一方面，數字技術和數字產業的興起，勢必要對傳統產業和原有的就業崗位造成沖擊。例如，機器人的應用導致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人失業，蓬勃發展的電子商務導致大量實體門店關閉，引起成千上萬的終端零售人員失業，網約車和共享單車的興起沖擊了出租車司機的工作。世界經濟論壇曾在《2016全球人力資本報告》中指出，全球將會有700萬個工作崗位在2020年消失，現在上小學的孩子有65%最終將從事現在還不存在的全新職業。世界銀行發布的《2016年世界發展報告：數字紅利》認為，在未來，中國有55%~77%的就業崗位容易因技能含量低而被取代，印度為43%~69%，經合組織國家的這一比例為57%。2018年世界銀行在發布的《2019年世界發展報告：工作性質的變革》中估計，美國47%的職業面臨著自動化的風險，時薪低于20美元的崗位被機器人取代的概率為83%，20~40美元之間崗位被取代的概率為31%，而高于40美元的崗位被取代的概率為4%。
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及其相互融合也會催生出許多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繼而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當前，大量的創新創業都發生在互聯網、電子商務、計算機軟件、通信、IT服務等數字經濟領域，互聯網/電子商務、計算機軟件、IT服務等數字經濟行業近3年來一直是我國人才需求最多的十大行業之一，其中互聯網/電子商務行業近3年一直穩居我國人才需求最多的行業。阿里巴巴集團發布的《阿里巴巴集團2017~2018年社會責任報告》數據顯示，2017年，阿里電商平臺創造了超過3300萬個就業崗位，阿里巴巴新零售平臺內容電商從業者已經超過100萬人，2118個淘寶村創造了超130萬就業機會。滴滴發布的《2017年滴滴出行平臺就業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在滴滴平臺獲得過收入的人數達到2108萬（含專車、快車、順風車車主、代駕司機），其中393萬是去產能行業的從業者，還有133萬失業人員和137萬零就業家庭在平臺上實現了新就業。騰訊研究院發布的《中國“互聯網+”數字經濟指數（2017）》指出，數字經濟在2016年大致產生280萬新增就業，占2016年全年新增就業人口的21%。2018年商務部發布的《中國電子商務報告（2017）》顯示，2016年我國電子商務及相關產業直接和間接帶動就業人數已達4250萬，其中淘寶、微商、電商快遞、城市配送、分享經濟等電子商務企業，為全社會創造了更為靈活的就業方式和更為豐富的就業機會。世界經濟論壇（2018）發布的《未來就業（2018）》預測，盡管有7500萬份工作將會被自動化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所取代，但是隨著公司對機器與人類分工的重新規劃，將會產生1.33億份新工作，到2022年凈增工作崗位將多達5800萬，機器可以完成的任務占比將從當前的29%提升至42%，人類工作占到所有工時的比例將從當前的71%降至58%。
（四）產業就業結構和區域就業結構受到顯著沖擊
#p#分頁標題#e#數字經濟對就業結構的調整變化造成了巨大影響。從產業就業結構來看，隨著數字經濟的深入發展，第三產業的就業比例將持續上升。得益于數字化信息技術廣泛而深入的應用，第一產業將進一步提高農業的規模化、集約化、智能化水平及農業勞動生產率，隨著機器人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更多的農業勞動力將會被農業自動化釋放出來。例如，借助于大數據進行分析，采用滴灌技術、無人機噴灑農藥，可以更精準、高效地施肥灌溉，因此將節約大量農業勞動力。在第二產業，傳統制造業就業規模將持續降低。在工業4.0時期，隨著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的發展，傳統制造業領域的就業規模將會遭受巨大的沖擊，信息物理系統將創造出大量的智能工廠、智能車間，工業機器人等智能化制造技術的廣泛應用，工業生產的人機關系與組織結構將會產生極大的改變，重復性工作內容和可預測的程序性任務將會由低成本技術完成，大大減少了生產過程中的人力耗費。在德國，由于工業機器人等智能化設備在生產中的廣泛應用，預計到2025年約有61萬個組裝、包裝和生產類崗位將被削減。除了由機器替換人之外，在“人工智能+制造”條件下，工作向智能化制造進一步的過渡將帶動人機交互方式的再次升級，工業機器人與工人間更加高效、靈活的協作，將大幅提升制造業生產率。阿里研究院（2017）在報告中指出，人機合作是最優組合，其生產率比只有人或只有機器的團隊高出85%。在第三產業，生產性服務業與高端生活性服務業所吸納的就業規模將顯著增加。數字經濟促進了產業融合，模糊了產業邊界，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進一步融合將構建出新型生產服務體系，研發設計、管理咨詢、信息中介、融資租賃、貿易運輸等新型生產性服務業將迎來大發展，所吸收的就業數量將大量增加，跨界經營的復合型人才更容易脫穎而出。與此同時，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向生活性服務業的全面滲透，推動了養老醫療、體育健康、旅游文化、教育培訓等高端生活性服務業的興起，服務需求的大幅上升拉動了就業需求的顯著增加。第一、二、三產業的就業人員占比，從2010年的36.7%、28.7%、34.6%，到2017年已變化為27%、28.1%、44.9%，第三產業成為吸納就業的主力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2016年，中國服務業就業累計增加6067萬人，年均增長5.1%，高出全國就業人員年均增速的4.8個百分點，未來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空間仍然巨大，預計到“十三五”時期末，第三產業吸納就業占比將超過50%。
除了產業就業結構的改變外，數字經濟的發展應用也會引起區域就業結構的調整。歷史經驗表明，從短期看，快速的技術變革速度和下降的生產成本會促進產業的區域轉移，新一輪產業集聚更容易在率先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國家和地區產生。從長期看，隨著“工業4.0”的擴張和拓展，工業生產將由后發地區逐漸向科技研發水平較高而生產成本較低的發達地區轉移，在產業體系重構的同時，勞動力區域結構也隨之重新調整。從國際上看，發展中國家作為全球人力資源庫，勞動力技術層次多樣化，不僅可以較大程度上彌補本國勞動力需求缺口，在高水平的自動化與智能互聯技術廣泛應用的背景下，也為勞動力流向發達國家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條件。數字經濟能夠促進各個相關產業的發展，進而帶動一地GDP的增長，從而能夠全方位拉動就業增長，降低地區整體失業率。所以在數字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失業率會顯著低于其他地區。騰訊研究院在2018年發布的《中國“互聯網+”數字經濟指數（2017）》中指出，如果一省的“互聯網+數字經濟”指數增加1點，那么該省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將會下降0.02%，而新增城鎮就業人數將大致上升1.73萬人。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和就業白皮書（2018年）》顯示，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等10個省市的數字經濟規模在2017年超過了1萬億元，在全國數字經濟規模排名前十五位的省份中有10個省份的數字經濟吸納就業規模排名依然在前十五名，有13個省份的數字經濟吸納就業占比排名依然在前十五名，說明數字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就業越好；其中，上海、北京、天津、福建、浙江、山東、廣東等7個省市的數字經濟吸納就業占省市總就業的比重均在29%以上，湖北、遼寧、重慶、江蘇、河北、江西、四川、廣西、安徽等9個省市在21%~29%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