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創新業務模式 堅守不良資產主業初心
“不良資產主業是長城資產的初心。堅守不良資產主業和服務實體經濟一直是貫穿長城資產改革發展的一條主線。”日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中國長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黨委副書記、執行董事周禮耀明確表示。
在金融資產管理行業摸爬滾打近20年的周禮耀，判斷國內不良資產市場將在逐漸回歸理性的過程中，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他表示，資產公司需要在嚴格遵循不破“底線”、不踩“紅線”和不碰“高壓線”基本原則的同時，實現企業轉型，重構與服務實體經濟相適應的業務模式。既要聚焦主業、深耕不良，又要獨具匠心、特色鮮明，要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不良資產市場迎來新機遇
“1983年，我進入中國農業銀行工作，開始了我的金融工作歷程。2000年，組織安排我到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工作，這也成為我一生中的重要轉折點。”在金融行業工作30余年、金融資產管理行業摸爬滾打近20年，回首來時路，周禮耀感觸良多。如今，他已從一名基層金融從業者，成長為中國四大資產公司的專業“債務經營人”。
對於當前及未來的行業形勢，周禮耀作出了自己的判斷。在他看來，當前，不良資產供給穩定，市場逐步回歸理性，不良資產市場參與主體也更加多元化。“國內不良資產市場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周禮耀說。
銀保監會近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3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87%，較2017年同期上升0.13個百分點。根據銀保監會此前公布的數據，2017年全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均保持在1.74%。從2018年開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開始上行，前3季度商業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分別為1.75%、1.86%和1.87%，已經連續3個季度上升。
周禮耀表示，當前，金融風險總體可控。“我國經濟的潛力和韌性在不斷增強，金融市場也處於風險逐步釋放和出清的過程中，市場風險體現為個體性、局部性、行業性特點，通過經常的‘小震’釋放壓力，可以避免‘大震’導致風險大規模集中爆發的情況。”周禮耀說。
在周禮耀看來，未來幾年，我國經濟仍將處於結構調整期，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銀行不良貸款的暴露和推出將穩定在一定的水平，企業間不良債權也會逐步釋放，問題資產、問題企業、問題機構都需要資產公司來救助化解，不良資產的供給仍將是穩定充足的。
同時，他認為當前不良資產市場正在逐步回歸理性發展。“前些年受多方因素影響，不良資產市場出現過階段性的‘非理性繁榮’。2018年以來，在‘嚴監管’的形勢下，供給方的資產處置工作更加規范，需求方‘搶佔資源’的沖動也大為降低，市場已逐步回歸理性。”周禮耀說。
另外，周禮耀認為，當前不良資產市場主體也更加多元，市場效率不斷提高。近幾年，為適應經濟存量調整和不良資產處置的繁重任務，監管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鼓勵更多的機構參與到不良資產市場。在需求端，已經形成“4+2+B”的格局，“4”是指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是不良資產處置的主渠道﹔“2”是指各省（區、市）兩家地方資產公司，以收購區域性的不良資產為主，重點化解局部性金融風險﹔“B”是指銀行系的金融資產投資公司。此外，券商系資管公司、保險資管公司以及其他民營機構、外資機構也積極加入到市場中，市場的活躍度不斷提高。
積極創新打造“問題資源+”業務模式
在不良資產市場的新機遇面前，資產公司該如何開展業務？在周禮耀看來，應加強業務創新，實現自身轉型發展。
周禮耀表示，資產公司需要在嚴格遵循不破“底線”、不踩“紅線”和不碰“高壓線”基本原則的同時，實現企業轉型，重構與服務實體經濟相適應的業務模式。既要聚焦主業、深耕不良，又要獨具匠心、特色鮮明，要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相對政策性處置時期‘一賣了之’的簡單化經營思維，長城資產一直專注不良資產處置方式創新，在不良資產資源中尋找通過債務重組切入到財務重組、資產重組、企業重組乃至產業重組的機會，通過集團多元化金融工具箱的輔助功能，打業務‘組合拳’，提升不良資產的內在價值，我把這種模式概括為‘問題資源+’概念。這也體現了資產公司做精做強不良資產主業的發展意願和趨勢。”周禮耀說。
#p#分頁標題#e#據了解，圍繞業務模式創新，長城資產進行了諸多嘗試，也形成了一些成功的案例，例如在此前備受社會關注的中國鐵物債務重組項目中，長城資產以“收購私募債+主動性債轉股”的方式，幫助化解中國鐵物的債務違約風險事件。該項目是2016年10月國務院出臺《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及《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以來，資產公司重點參與的首個市場化債轉股項目。
據周禮耀介紹，長城資產充分利用自身在不良資產處置及並購重組領域的經驗優勢，為中國鐵物提供了一攬子重組方案。2018年底，中國長城資產與中國鐵路物資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債轉股協議。根據協議安排，中國長城資產出資20億元與中國鐵物、中國誠通共同組建30億元規模的基金，成為債轉股主體——中鐵物晟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的最大戰略投資者，是位列中國鐵物之后的第二大股東。
中國長城資產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全面參與中國鐵物債務重組，通過主動型債轉股的創新實施，即以轉股為目的進行私募債收購，先以承接債務為切入點，再擇機將債權轉股權，達到了以時間換空間的目的，並以此為切入點撬動一攬子重組方案的實施，徹底解決中國鐵物債務問題。
當下，長城資產圍繞業務創新又在進行新的探索。“圍繞債券違約事件和上市公司股票質押風險等問題，我們正在探索主要針對上市公司的‘戰略救助+產業升級’計劃，目前已與赤天化、千山藥機、金貴銀業、貝因美等開展了合作﹔在資產價值提升和資產處置領域，我們也在嘗試運用追加投資、委托處置、互聯網營銷處置等多種方法和手段。”周禮耀說。
此外，在當前不良資產市場多元化發展的新格局下，周禮耀認為，各參與主體在處置不良資產的過程中，還應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形成競爭合作、揚長避短的市場格局。
周禮耀說：“資產公司是不良資產市場最重要的參與者，是連接資產供給端和需求端的核心主體，這種特殊的地位決定，資產公司在促進市場良性發展、攜手各方實現‘共贏’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也要承擔起更多的職責。”
周禮耀表示，一方面，長城資產主動對接金融機構、問題企業，化解不良風險，對企業實施救助﹔另一方面，長城資產也希望與市場上的各類參與主體共同發現資產價值、提升資產價值、兌現資產價值，共同沙裡淘金、挖掘不良資產“寶藏”。據周禮耀介紹，過去一年多，長城資產和阿裡巴巴在資產營銷、處置領域進行了成功合作，成交額已近80億元。“今后，我們將繼續以開放的姿態歡迎所有的專業機構和投資人。”周禮耀說。
體現金融央企責任擔當
在周禮耀看來，在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服務實體經濟的過程中，作為中央金融企業，資產公司不只是單純的商業機構，更是國家實施宏觀調控、金融應急處理的專門機構。在經濟效益、社會責任和政治擔當三方面，資產公司必須要把握好、平衡好。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解決銀行業不良資產、推進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長城資產於1999年應運而生，同時誕生的還有華融、東方和信達。成立於危機之際的資產公司，出生之日即被賦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推動國有銀行和國企改革，最大限度減少損失、保全資產”的神聖使命。
數據最直觀也最有說服力。成立之初，四家資產公司接收了四家國有銀行一次性剝離的約1.4萬億元不良資產，在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股改上市前，兩家銀行又剝離了3356億元不良資產至資產公司。隨后，交通銀行和工商銀行分別轉讓了650億元和4590億元的不良資產，工商銀行還將2460億元損失類貸款委托華融公司處置。在國有大型銀行股改上市前，四家資產公司總計接收了近2.3萬億元的不良資產，其中長城先后接收和收購了農業銀行3458億元和工商銀行近2600億元的不良資產。通過剝離壞賬和補充資本等一系列財務重組，四家國有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大幅優化，為其相繼改制上市並成為國際一流商業銀行創造了條件。
近年來，中央對金融業的改革發展提出新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一是金融業要回歸本源，服從服務於實體經濟。二是要處理好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關系，尤其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有效化解各類金融風險。
#p#分頁標題#e#周禮耀說：“無論是政策性時期，或是商業化轉型階段，還是新時代資產公司改革發展的新征程，我們都要不忘初心、堅守使命，堅持不良資產主業，尋求資產公司在中國經濟金融體系中的存在價值，尋求資產公司獨特的商業邏輯，尋求資產公司可持續發展的業務模式。”
長城資產對不良資產主業的堅守也體現在實踐當中。在近期召開的“中國長城資產2018特殊資產推介會”上，長城資產向市場推出了2429項相關資產，涉及全國30個省（區、市），債權資產總額2188億元，涉及抵押土地面積7369萬㎡、抵押建筑物合計面積2913萬㎡，覆蓋採礦、房地產、制造業、商貿等多個行業。據了解，這是近年來資產公司舉辦的最大規模推介活動，不僅獲得了銀保監會、山東省和濟南市相關領導的大力支持，更與阿裡拍賣、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深圳前海金融資產交易所、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中拍平臺等多家機構展開了協作。
“長城資產的本源就在經營處置不良資產中，在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中。在當前的經濟金融形勢下，回歸不良資產主業是金融資產管理行業的歷史性機遇，在這個過程中，誰能把握機遇打造出差異化的核心競爭力，誰能在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的任務中體現責任擔當，誰就贏得了未來可持續發展的主動權。”周禮耀說。
(責編：李楠樺、楊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