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度的財富帶來了極度的關注。出于多種原因，公共關系對富人來說變得至關重要。
文 | 《巴倫》撰稿人 瑪麗·奇爾茲
編輯 | 李成章
超級富豪家族本季的必備是什么？公共關系。
自1980年以來，財富越來越快地集中到了少數一群人身上，世界上最富有的0.1%人群的財富增長速度與處于社會底層的一半成年人的財富增長速度相當。極度的財富帶來了極度的關注。這些超級富豪發現自己越來越沒有隱私了。
詹妮弗·普羅塞克(Jennifer Prosek)是自己的同名公關公司的創始人，她認為富豪家族是公關行業的下一個前沿。
“在過去30年里，人們對透明度的要求改變了金融服務業。盡管私人財富設法保持了溫和的言辭，不受審查，所以它仍然可以高高在上，遠離麻煩。”普羅塞克上個月在一篇帖子中寫道，“長期以來，這一直是金融領域的一個安靜的角落，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能永遠逃脫人們的關注。”
從對沖基金經理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到實業家查爾斯·科赫(Charles Koch)——以前都是極為私密的個人和公司，近年來也做出了讓步，認識到自己也必須管理好形象。
出于多種原因，公共關系對富人來說變得至關重要。首先，也是最尖銳的原因，正如普羅塞克所說：“他們冒著被別人講述故事的風險。“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Y)在《2016年家族理財室指南》(2016 Family Office Guide)中估計，從2001年到2016年，全球單一家族理財室(Single Family Offices)的數量翻了一番，達到1萬多家，每個理財室管理的資金至少在2億美元左右。預計這個數字還會增加（編者注：小型的顧問公司有兩種形式：單一家族理財室、多個家族理財室）。
隨著理財室數量的增長，它們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許多家族理財室近幾年一直在與私募股權領域的巨頭打交道，預計還會有更多的家族理財室加入進來。普雷欽研究公司(Preqin)去年11月的一項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另類資產基金經理預計，家族理財室將在2023年成為更重要的資金來源。更好的品牌推廣可以幫助這些理財室招募人才，或者吸引其他富豪家族將某個家族理財室打造成多家族理財室。不過它是一個私募基金，并不適合你（普通投資者）。
這也可以幫助家族理財室應對監管機構和公眾日益增加的關注。以前，某些家族理財室還可以做到讓自己的活動相對保密，但隨著它們的影響力變大，公眾對透明度的要求就越高。
“講述(這些理財室)對企業和社區有效投資背后的正面故事，將有助于減輕對財富集中持懷疑態度的政治民粹主義者的批評和負面關注。”普羅塞克表示。
“懷疑”是一種溫和的公關保守措辭。最近，對沖基金億萬富翁雷·戴利奧(Ray Dalio)將貧富差距稱為“國家緊急狀態”，認為它可能帶來糟糕的后果。在5月初的米爾肯會議(Milken conference)上，其他億萬富翁也表達了同樣的擔憂。最近出版的一本名為《夢想囤積者》(Dream Hoarders)的書籍指出，收入較少的80%的人之間的財富差距并沒有拉大——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一直都存在于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人之間(喬什·布朗[Josh Brown]和他就這個話題發表的文章中提到了這點)。
數十年的政策和監管強化并保護了這些財富，加劇了真正的富豪與其他人之間的鴻溝。金融危機以及政府對危機的反應造成了進一步的貧富分化。當最富有的個人——以及他們的繼承者——所擁有的財富超過企業、甚至國家時，會發生什么?
有些富豪做著普通富豪常做的事，比如購買島嶼、報紙或運動隊。還有些富豪制定法律、雇傭說客、支付研究費用。有時，他們的想法對社會有益；有時，，那些想法僅僅有利于背后的推動者。
過去，人們可以很富有，但不出名。現在，即使沒有財富，你依然可能出名，但相反絕不可能富有而不為人知。僅僅因為擁有巨額財富這一點，就足以引起公眾的興趣。有些人將這些財富獲得者視為值得效仿的英雄，在領英(LinkedIn)上大量閱讀關于他們的鼓舞人心的內容。也有些人認為他們是政策失敗的產物。把它稱為公民聯盟(Citizens United)的一個副作用：公司變成了人，人也變成了公司。每個公司都需要一個媒體關系部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