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華為員工過勞死
去年發生的華為員工胡新宇之死，被吵得沸沸揚揚，同樣顯示了情感公關在品牌危機中無以復加的獨特作用。
2006年5月28日晚，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25歲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腦炎被診斷死亡。
多天的搶救仍無法挽回胡新宇的年輕生命，他的全身多個器官在過去的一個月中不斷衰竭，直至最后一刻。
畢業于四川大學1997級無線電系二班的胡新宇，2002年考上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繼續攻讀碩士，2005年畢業以后直接到深圳華為公司從事研發工作。在4月底住進醫院以前，他從事一個封閉研發的工作，經常在公司加班加點，打地鋪過夜。
“公司十分痛心。”華為新聞發言人傅軍表示，雖然過度勞累與胡新宇死亡不構成直接的因果關系，但確實也有相關性，公司高層已經高度重視對此事的處理，公司也重申了加班政策，晚上十點以后加班要經過批準，不準在公司打地鋪過夜……
雖然過度勞累與胡新宇死亡未必構成直接的因果關系，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個大背景，就是近年來，，IT業界與其他業界的白領都一樣，英年早逝的現象非常嚴重。這里面有環境壓力的問題，有當事人身體素質的問題，但是對中青年健康的擔憂與關注使得這一事件一下子提高了被關注度。
由于這一事件引發了很多深層次的討論，諸如和諧家庭、和諧社會、和諧生活這一層面上，其影響可能還將持續一段時間（有人甚至將胡新宇說成是華為狼性文化的犧牲品）。因此，華為的品牌管理應該采取一套圍繞情感公關的組合措施：
一、 表示悲痛歉意。
不論被透支使用的精英人才，還是工廠里超時勞動、過度勞累而倒下的普通職工，都是我們社會的寶貴財富。這種事情的發生，都是令人十分震驚、惋惜的。
無論醫院調查的結果如何，員工死亡與加班之間有無直接的聯系，都應對死難家屬表示真誠的慰問，表示歉意。
二、 必要補償。
物質補償，情感慰問。雖然不能挽回喪失親屬的傷痛，但在誠意上能夠表現更強。
三、 整改加班制度。
超時加班可以讓一些企業得一時之利，但從全局和長遠來看，這對企業是得不償失的。不論是亡羊補牢還是無則加勉，企業都應該對自身系統檢查，調整改進原有制度。
令人欣慰的是，華為公司高層已經高度重視對此事的處理，公司也重申了加班政策，晚上十點以后加班要經過批準，不準在公司打地鋪過夜；進一步致力于建立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營造“關愛員工、合作雙贏”的企業文化氛圍。
四、 倡導理性思考。
通過平面媒體有限傳播來實現。客觀地說，青年死亡的原因是很多的，可能與身體素質有關，也可能與某些特殊疾病有關。而沒有加班的青年，也可能會由于上述因素導致死亡。這件事需要理性對待。
五、 闡述加班制度與胡新宇之死二者沒有必然聯系。
通過網絡傳播實現。這一應用主要由第三方以討論的觀點展示，呼應第四步驟。此間必須注意，言論必須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不可偏頗。
案例：富士康訴記者案
另一個2006年8月發生的案例是富士康是否是血汗工廠的報道。顯然,這一案例的主角與前面幾個案例的當事企業沒有可比性：前面幾個在大陸有一定的親和力,城市白領已經耳熟能詳,產品品牌直接面對消費者等。但是我們可以比較的是面對類似的品牌危機,如果采取相反的的危機管理策略將給企業帶來怎樣的后果!
因不滿有關富士康員工超時加班的報道，臺灣首富郭臺銘所控制的鴻海旗下子公司，以名譽侵權為由，向《第一財經日報》兩名記者提出總額3000萬元索賠，并要求法院查封兩記者的個人財產。
一時間，事件本身與事件背后的話題在新聞界和法律界猶如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至今余震延續,牽動了各方的關注，牽動了無數業界的神經。
事件回放：
6月15日，《富士康員工：機器罰你站12小時》一文刊發之后，被數十家網站轉載。此前一天，國內門戶網站轉載了英國《星期日郵報》的文章《蘋果中國代工廠探秘：女工日工作15小時月薪300》，該文章就是以富士康工廠為背景所撰寫的。一些網站將該報的標題加上了“血汗工廠”、“黑幕”等字眼。
事件分析：
從所涉記者的角度來看，記者有報道挖掘新聞的責任，有還原真相追求真理的至高義務。所以才有那樣一篇揭露性的報道。
從富士康的角度來看，一個企業首先想到的是“絕對的負面”，要保護自己公司品牌、用法律武器保護公司的形象。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作為富士康企業高層能夠有的感受與思考，他們對那樣一篇報道，站在他們的立場上毫無疑義是感覺受到了“詆毀”，充滿極大的憤怒。憤怒之余，便尋求辦法，來應對這一品牌危機。
一是起訴媒體記者（曾經采取過的策略）。那一次，他們嘗到了甜頭，獲得了局部勝利。2004年，鴻海曾因一篇報道，向臺北地方法院申請，“假扣押”了臺灣《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的個人財產，同時向其個人索賠3000萬元新臺幣。后在媒體的聯合干預下，該集團總裁郭臺銘與臺灣《工商時報》及記者達成和解。而更直接的結果是，記者在飽受壓力之下尋求和解，富士康公司居高臨下，占盡優勢與記者達成了和解（參見網絡關于曠文琪的介紹）。企業認為自己已經研究透了法律程序，這促使他們再來一次，胸有成竹地再來一次。
另一是他們一定意識到，自己的產品，與手機電腦快速消費品有一個本質的區別，廠商本身的品牌并不直接面對消費者，不是面向終端市場，對媒體的免疫力比較強。大眾消費者也不會產生強烈的情緒反應，即使有一定的反應，反正自己是做代工產品的，沒什么嚴重、大不了的后果。不至于影響到主產品的銷售與質量，不會影響到上游供應鏈對自己的看法。
上述兩種考慮促使他們采取了眾所周知的起訴記者的策略。已經發生的事實證明，他們的策略是錯誤的，站不住腳。因為所有的企業危機管理策略第一目的是希望保護企業利益最大化，保護品牌，然后才考慮是否報復媒體等其他因素。顯然，起訴后企業的利益損害是巨大的。企業始料未及的明顯失誤是：
錯誤一：大陸媒體的力量遠大于臺灣等其他地區，遠大于他們想象的力量。大陸媒體在民眾心目中有很高的公信力，有相對崇高的話語權。 媒體既可以將企業品牌推上榮譽的寶座，也可以讓品牌頃刻聲名掃地。聯合起來的媒體的力量更是無可比擬的。
錯誤二：判斷錯了自己的免疫力。盡管代工企業是在后端不做品牌，但像富士康的某些做法，尤其是不善待勞工這樣的品牌危機，一定會最快傳遞給其客戶。面對輿論的譴責和壓力，富士康的客戶的判斷不可能不受到影響。而且為了在公眾樹立良好形象，品牌廠家將會考慮是否替換代工企業。像手機、筆記本領域，競爭對手華寶、仁寶、廣達的實力都在富士康之上，品牌企業的選擇余地非常廣泛，所以隨著事情的發展富士康能否保住自己的“代工頭”地位前途未卜。
錯誤三：沒有立即整改立即通報給媒體，錯過了修正品牌形象的最佳機會。8月份，已經知道自己是有缺陷的，蘋果公司的報告已經點出了缺失：“調查組認為，在大部分調查項目中，該供應商遵守了蘋果規定，但調查組的確發現了違反《行為法則》的行為及需要改善之處，調查組正與該供應商著手解決。……員工加班時間超過了《行為法則》有關最高每周工作60小時、至少休息一天的規定。調查組檢查了多個產品線工人7個月的加班情況，發現35%的人的每周工作時間超過《行為法則》上限，25%的人一周連續工作六天……”可惜，企業只把這一問題當瑕疵，沒有重視。
錯誤四：對博奕力量衡量的偏頗。原來一定設想過，可以通過一審二審終審等漫長程序可以摧毀記者，摧毀當事記者的心理，或者利用司法機構的程序來整垮記者。沒成想質疑法院受理此案的動機和吁求司法機構充當社會正義的堤壩的呼吁隨處可見，而且后者完全占了上風！
此外，無論起訴結果如何，勝訴或者敗訴(后來的結果是“和解”），企業都是失敗者，因為企業的目標是保護品牌。而顯然在這一段時間里，富士康的品牌損失是巨大的。
如果站在企業的角度，他完全可以采取相反的策略來保護自己的品牌危機，以獲得品牌利益和企業利益最大化，也只有采取針對特定環境的”保護”策略，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實際管理成效。
比如以整改為主線行動。對照蘋果公司的報告改進制度，整改加班制度——行動通報給媒體，贏得媒體的支持，取得社會的諒解。邀請部分社會人士參觀工廠環境，開放部分企業環境……對內召開員工座談會，與員工溝通。意在建立穩定而不激進的勞動關系……聯系更多的媒體，如果先前報道不夠準確，與事實有出入，希望推出更接近事實的報道，傳播認為公正的更多來自一線的報道……
